20世纪以来，大众文艺的发展难题不只是文艺如何走向大众，更在于大众如何走入文艺，在于如何让大众真正成为文艺实践的主体、动力与旨归。学者唐小兵曾在《我们怎样想象历史》一文中，将延安文艺界定为充分实现了的大众文艺，关键原因便是延安文艺直接参与和塑造了生活本身，具备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先锋性。循此思路，我们或可将“新大众文艺”之新质，或者说先锋性，描述为大众借助数字技术的赋权，以多样化的文艺形式自发书写与构建自己的生活，而不必全然依赖文化精英阶层的代言。
值得细究的是，此处所说的书写与创作，指向更广泛的表达实践，包括网络小说、短视频、播客、脱口秀、说唱音乐等，展示了当代创作者“构形”现实经验的强大能力。这早已不再是单一的职业、专业、市场或是草根行为，而是一场更为驳杂且广义的“社会书写”浪潮，持续而热烈地展示着原本高度区隔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样态。而决定称其为“创作”“作品”的关键，或许在于是否体现了创作者的鲜活经验、独到问题与独特风格，是否表达了自我与时代的真实面向。
与此前历史阶段相比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先锋性更为凸显数字技术的强势在场，科技、艺术与生活更为有机地渗透交融，集体智慧借助算法、云端与大模型获得全新的用武之地。以往科技与文化被分裂为“两种文化”，科技还被不少人文学者指责为侵蚀人类审美的异化力量。然而，在短视频、同人二创、AIGC（生成式人工智能）应用场景中，“科文融合”所掀起的巨浪势不可当：创作者构成、作品形态、生产关系、传播逻辑与文化治理规则都正在被改写。因此，理解新大众文艺，不能“就文艺谈文艺”，而应进入“技术—制度—文化”交织、“科技—文艺—生活”交融的整体场域。尤其是以人工智能（AI）为代表的“技术基础设施”被广泛运用，新大众文艺展示出诸多新的可能性，但一些新的瓶颈短板亟待去解决。
技术既有“拉平”与大众化的潜能，也可能在具体实践中造成新的分化
AI之于新大众文艺的影响，首先是降低了创作门槛。创作者可以借助AI工具迅速生成文章、文案、戏剧脚本、图片、视频、音乐等。因此AI也被视为一种惠及普通人、“拉平”文化阶层的利器。所谓“拉平”，就是让在资本、信息、技能或话语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，能够缩短与优势群体之间的距离。这方面的尝试已有很多，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2024年5月发布百万字AI小说《天命使徒》，并借此宣告“人人皆能写长篇不是梦”。虽然围绕AI辅助创作的必要性、质量与相关伦理问题还有诸多争议，但可以明确的是原有的、天经地义的创作秩序正在遭受冲击，“作者”“风格”“原创性”“著作权”等基本观念正在被重新反思。大众有可能借助AI技术获得话语权，表达自身主体性与观点，进而引发叙事与审美范式的变革。在这一理想化的发展路径中，技术发展成为文化民主的有力保障，技术也成为重塑生活方式的重要“基座”。
“拉平”不只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之间，也有助于提升非母语者、少数民族等群体的自我表达能力。在面对高深艰涩的专业知识或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异质文化时，AI也能够给出通俗易懂的解释，充当起普及者与翻译官的角色，大大降低沟通交流的成本。目前许多网站、社交软件都已植入AI插件，大众可以低门槛、低成本地享受AI辅助创作带来的便利。最好的结果，当然就是化大众为创作者，让他们从文艺作品的生产、分发到变现，都有资格参与其中，享受技术红利。
但“人人可创”远不等于“人人受益”，AI工具既有“拉平”与大众化的潜能，也可能在具体实践中造成新的分化。付费模型、高质量提示词与优质算力资源仍集中在受教育水平较高、经济条件较好的用户手中。而有些人被时代甩下，甚至沦为“数字时代新文盲”。另外，当自下而上、自发主动创作的作品进入各大平台之后，很有可能立即进入流量与算法的铁律之中，多数可见的是“头部”创作者。往往受制于算法黑箱，创作者为追求点击量、完播率等，不得不努力猜测，或是过度迎合成功模板，由此带来大量“迎合性/平均化创作”，导致个性化特征被压抑，作品质量堪忧。一边是创作量爆炸，一边是“千人一面”甚至质量低劣化，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导，“拉平”的愿景最终会落脚到算法的残酷方程式之中。就目前而言，精英群体、头部创作者、主流创作模式、热点话题等依旧是流量潮头，大众距离自身的真正“可见”尚有相当距离。
大众与分众并非机械对立，而是互为条件、循环共生
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、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，创作者数量与创作内容也迎来指数级增长。进入AI纪元，一键生成文本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。这无疑加剧了信息过载、作品过剩、注意力稀缺的境况，因此也极为适配于当前的“算法分发机制”。平台依靠深度学习模型对用户画像的高度细分，将每一次的滑屏、停顿与互动都视作可量化的反馈，不断优化改进，最终能够在秒级完成精准投放。海量内容与精细分发，共同塑造了圈层化、垂直化的受众。由此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悖论：一方面，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覆盖了更广的受众，总体规模比任何时期都“大众”；另一方面，圈层化也相伴相生，大众化与圈层化共存于新大众文艺生态之中。这刺激我们思考两个关键问题：一是如何理解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大众”，二是如何理解大众化与分众化的关系。
首先是大众的含义，以往所说的“大众文化”之“大众”，往往讲的是内容消费层面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然而，当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平台、网络文学站点和播客社区成为新的文化基础设施后，传统意义上的“大众”被重新切割、动态拼接，往往围绕特定事件/作品/IP集合出“大众”声音，所谓“出圈”“爆了”皆为此类。为了更好地让作品抵达受众，受众又被精准划分进无数趣缘群体，每个群体都足以自洽，构成高度分众化的微型世界。至此，“大众”再次变身为“大众的局部”甚至“窄众”。
常见的流量分配机制是“先分众、后大众、再细分”的循环链条。作品一旦触及广泛人群，新的传播分支也会出现：不同圈层对同一文本的再阐释与再生产层出不穷。同人写手、剪辑博主、“鬼畜”作者、“考据党”纷纷接力，围绕原作生成衍生内容，又把受众重新拉回到各自的小圈层。这正体现了新大众文艺的“现场感”与“参与性”，不同创作者可以从不同层面“共写”这些社会文本，展现当代生活与当代中国人的不同精神面向。当然，圈层化一旦板结固化，就会带来同温层、信息茧房、价值观撕裂等负面影响。
其次是大众化与分众化的关系。大众与分众并非机械对立，而是一种互为条件、循环共生的关系：充分的大众化提供了巨大的“作品池”，让更多以往不会被觉察的细流有机会融入；而细化的圈层又如同无数毛细血管，确保了文艺生产扎根民心民情的活力与韧性。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“大众”的若干种定义方式，而在于如何在算法驱动与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，让每一种文化表达既能找到归属的小圈层，又有机会在适当时机与他者交融对话，汇入广阔的时代洪流。在此意义上，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价值，恰恰在于它能够包容同质与差异、普遍与特殊、主流与边缘，搭建起一个更为包容且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。
技术、文化与制度多方合力突破“人人可创”的表面浮华
新大众文艺正是在上述“拉平”与“再分层”、“大众化”与“分众化”的动态循环中汲取活力与自我更新。在技术刺激、既有秩序搅动、数字传播环境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下，当代创作者所捕捉的各种“经验切片”得以显现，打破了高度专业化、区隔化的创作壁垒，也让英国学者雷蒙·威廉斯在《文化社会》所设想的机会平等、团结协作的“共同文化”初露可能。新大众文艺的先锋性、动态性与复杂性，决定了我们不能只从“局部”一厢情愿地投射自己的文化设想，而是必须全面思考AI技术赋能新大众文艺的可能路径。
首先，需要把AI当作公共文化基础设施。公共算力与开源模型不应被少数机构垄断，而尽可能向创作者开放，确保简单、清晰、可理解，避免数字鸿沟。其次，应完善数字素养与创作伦理教育，将提示词设计、版权合规、事实核查和写作伦理逐步纳入学校课程与社区培训，引导更多普通创作者去思考如何与机器协作、如何辨别信息真伪、如何保护原创权益等基础问题。再次，各大平台在逐利导向下精准匹配用户兴趣的同时，还应当引入多样性指标，加大对小众高质内容的扶持，提高算法透明度并优化创作者的收益分配。这方面已有许多经验教训，比如2024年网文平台番茄小说在合同协议中试图将签约作品用于大模型训练，便引发作者集体抵制。作者们认为如果大模型可以随意吸纳原创内容，势必会削弱原创作者的创新动力，其身份近乎“数字佃农”，而且未来还可能遭遇不必要的版权纠纷。这提示我们，平台的逐利属性与社会职能到底如何平衡，还需得到制度上的规范与约束。最后，创作者也应当在技术冲击下葆有不断创作的热情与真诚，积极刻画自身真实存在，深耕个人独特风格，灵活运用多种媒介讲述属于自己与时代的故事。唯有技术、文化与制度多方合力，才能突破“人人可创”的表面浮华，最终构建起真正多样自主、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。
（作者：李静，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